质 询
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出了针对“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岗时受到暴力对待”的议题。它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回答:过去5年“每年接报的医院暴力个案数目,并分别按施用暴力的方式及案发场所的类别列出分类数字”;“医护人员每年报称遇袭的人数,并分别按他们所属的医院及职务(职系)列出分类数字”;“每年分别有多少名施袭者被起诉及被定罪,以及法庭对被定罪者判处的刑罚”。上述3个问题的统计数据乃是分别质询相关部门是否了解医院暴力发生情况及其严重程度,是否了解受到暴力对待的医护人员情况,是否采取法律行动惩罚施暴者。
此外,立法会还质询:相关部门是否评估了“公立医院现行的保安措施及向员工提供的支援是否足够”,如果评估过,结果是什么?如果没有评估过,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暗含的考察是,相关部门是否将上述情况作为专门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评判,同时,也是寓意相关部门对于医院安全(这一方面属于公共安全,另一方面是专业人士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问题负有责任。
最后,立法会质询相关部门“有何措施加强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亲友的沟通,避免暴力事件发生?”
通过上述质询我们可以看出,在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就是对相关部门的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将就如何应对的行政策略给出答案。
答 复
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就上述质询进行了书面答复,提供了三方面的统计数据并说明了数据来源。
其一,个案数目由2000年的323起,2001年的436起上升至2002年的661起,2003年略有回落为626起,但2004年上半年就有332起。这些数据来源于对受伤医护人员补偿而上报的数据。暴力方式类型无统计,仅知道“包括踢、咬、抓伤、拳击、掌掴和被掷物件”;暴力发生场所绝大多数是在病房。对“每年发生工作场所暴力个案最多的五家医院”调查发现,受到暴力对待的“前线医院员工”绝大多数是护士和支援人员。
其二,在1997年至2004年期间的暴力事件中,仅对25例个案中的施暴者进行了起诉,其中16例被最终定罪,“法庭对有关案件判决的刑罚,包括(由轻至重排列)罚款1000~2000元、接受法庭监管12个月、拘留精神病院2~6个月以及监禁4个月不等”。书面答复中没有涉及为何在如此众多的暴力事件中仅有如此少量的案件被起诉。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香港公立医院因暴力事件受伤的医护人员会得到来自政府的补偿,尽管医院管理局(为卫生福利及食物局下属机构)并未直接对医院暴力进行干预,但是,通过对受伤医护人员的补偿也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暴力发生的状况,至少那些轻微暴力事件也都得到了统计。此外,政府有责任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尽管由于许多原因,医院暴力事件中被起诉的施暴者往往是少数。
对 策
医院管理局当然也对医院暴力事件进行了一些评估,并提出了一系列减少暴力事件发生的行政应对策略。概括地说,主要是致力于防范、着力于培训、强化风险和危机管理、推进社会沟通。
首先,医院管理局“成立跨专业工作小组”,提出设计和推行适用于医院暴力事件的预防计划。在这个预防计划里包括对医院的危机评估、征询行业内部和社会各界意见,从而制订政策或者指南,并且考虑医院对相关危机管理的要求。
其次,通过专门人员“持续为前线医院员工(包括医师、护士、支援人员及专职医疗人员)提供三层训练计划”,包括:预防和管理暴力及袭击、摆脱技巧、控制和束缚暴力患者。据称,已有超过4000名前线医院员工接受了培训。
第三,在风险管理方面,医院管理局认为需要加强的措施包括:①改善医院的工作场所设计,主要是完善监控手段,如进出监控、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②在医院整体环境下,如何提供保安服务和警方协助;③医院管理层和危急事故支援小组如何对暴力事件提供事后支援;④对暴力事件个案进行风险评估;⑤对高风险医院工作场所的工作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如随身求救警钟。此外,医院管理局下设的“心灵绿洲”(个人成长及危机处理中心),为前线医院员工提供专业的临床心理服务作为暴力事件的善后处理的一个步骤。
第四,医院暴力事件许多时候实际上是医患沟通失败的后果。为此,医院管理局定期举办训练课程、研究会和工作坊进行相关训练。目的是使前线医护人员能够在临床实践中有效地与患者及其家人沟通,例如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医疗程序、让患者及其家人知晓预期的临床效果、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其中的风险。
第五,医院暴力事件还体现在医患关系作为医院的公共关系管理中的缺失。除加强医患沟通外,社会公众及传媒方面如何认知、看待、评价医患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医院管理局因此还计划展开多项患者教育工作,作为医院暴力初步评价和预防策略的一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