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业队伍的成长与发展

　　旧中国的从事皮肤科病理的专业医师很少，仅在少数大医院或教学医院中才有设备从事病理工作。1937年建立的中华皮肤科学会首任主任委员陈鸿康先生是当时知名的皮肤病学家，曾师从Joseph Jadassohn教授，学习过皮肤病理学。1920年翁子龙教授在Karj Herxheimer教授处攻读研究生时，其学习计划包括皮肤病理学。回国后著有皮肤病理学教科书，其中有一章节有皮肤病理的基本变化及专业词汇，很多皮肤病的介绍中有组织病理变化的描述。1936年宁誉教授曾经在Oscar Gans教授处学习皮肤病理学，回国后多年从事教学，也传授了皮肤组织病理学知识。1946～1948年姚际唐教授曾先后在瑞士Wilhelm Lutz及美国Hamilton Mongtmeny教授处进修。重点攻读皮肤组织病理学，1954年末调中央皮肤病研究所（即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的前身，以下简称医科院皮研所）。不久，在他指导下，在国内首先建立起专门的皮肤病理室。

　　老一辈的皮肤病学专家中，很多对我国皮肤病理学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例如胡传揆、杨国亮、尤家骏、于光元、李洪迥、曹松年、王光超、陈锡唐等教授在维生素甲缺乏症、梅毒（包括实验梅毒等）、麻风、雅司、真菌病、核黄素缺乏症、藜日光皮炎、银屑病、职业性皮肤病、皮肤肿瘤等方面作了许多深入研究，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我国皮肤病理学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50年代，除医科院皮研所外，几所大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皮肤科，如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华山医院、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等也有教授或医师从事皮肤病理工作。以后医科院皮研所、上海华

山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等单位先后举办皮肤病理学习班或接受进修医师，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从事皮肤病理工作的骨干力量。70年代初医科院皮研所搬迁江苏后，先后又举办了十多期皮肤病理学习班（其中包括麻风病理、免疫病理），并接受进修生。上海华山医院、第三军医大学也相继恢复皮肤病理的进修或学习班。以后不少医学院校、省市单位也举办了学习班，从而加速了专业队伍的发展。

　　二、学术活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70年代开始出现皮肤病理学专业的学术活动。1975年在医科院皮研所病理室举办皮肤病理学习班的基础上，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江苏省皮肤病理读片会，以后一直持续，迄今仍保持每年一次学术活动。此外，上海、重庆、北京等地先后开展了定期的皮肤病理学术活动或读片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争取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于1982年第五次全国皮肤科大会时，在胡传揆主任委员的支持与鼓励下，商定每年活动一次，首次由黑龙江尤刚、于淞教授负责，在五大莲池召开。以后相继在西安、重庆、南京、武汉、长春、湛江、上海、大连、广州、昆明召开。全国主要省市的同道均踊跃参加。王光超教授任主任委员期间，经中华医学会批准，于1989年正式成立中华皮肤科学会皮肤病理学组。由当时总会副主任委员陈锡唐教授兼任组长，刘季和（兼秘书）、邱丙森、刘荣卿、郭英年任副组长，学组成员有全国十多个医学院校或省、市医院皮肤科教授、主任担任。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来往增加。皮肤病理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各国皮肤病理学家或免疫病理学家，例如Olaf K.　skinsnes，Rober W.Goltz，A.Bernard Ackerman，Walter F.Lever，Giuseppe Zina，Emiliano Panconesi，Robert E.Jordon，Jean-Claude Bystryn，Hsien-Ming Meng，安田利显、石桥康正、小川秀兴、今村真夫、新村真人、矢尾板英夫等教授先后来我国参观、访问或作学术报告，特别是Ackerman教授两次来北京分别作了炎症性及肿瘤性皮肤病组织学诊断的讲座；1984年访问了医科院皮研所、南京医学院一附院、上海华山医院、广州中山医学院，并带病作了多次学术报告，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美籍华人郑杜罗娜女士在医科院皮研所举办的全国免疫病理学习班上也进行了系列讲座。

　　与此同时，我国皮肤科教授、学者也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到国外进修、参观访问。例如胡传揆、杨国亮、于光元、尤家骏、李洪迥、王光超、陈锡唐教授等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从皮肤病理的角度来看，也有不少教授、学者出国讲学或参加国际皮肤病理学会等学术会议。大批留学生出国进修或攻读学位也促进了皮肤病理的学术交流。

　　三、我国皮肤病专著相继问世

　　皮肤病理著作，在50年代初胡传揆教授主编的《皮肤病及性病学》中，单独一章介绍皮肤病理学。以后医科院皮研所、华山医院等单位编写了学习班教材。1958年陈尚采医师根据第二版Lever原著，翻译出版了《皮肤组织病理学》，尽管翻译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对皮肤病理知识的传播仍有一定作用。最早正式出版的皮肤病理专著是第三军医大学刘荣卿编写的《皮肤组织病理学》。1982年由王光超教授主编及陈锡唐、刘荣卿、刘季和、虞瑞尧合编的《皮肤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是迄今质量最佳的图谱。邱丙森主编的《皮肤组织病学》、潘伯平编写的《皮肤病理诊断指南》、编写小组编著的《人体皮肤电镜图谱》、朱学骏编写的《皮肤组织病理学诊断》、黄忠璋等主编的《皮肤组织病理学》也先后问世。医科院皮研所两次分  与上医华山医院及泰州卫校主持编译的《皮肤组织病理学》曾用作开班时参考教材。近年来皮肤病理学组组织编写的《实用皮肤组织病理学》上下两册于94年出版，上册的80万文字，下册的千余幅彩色图谱，是一套空前巨著，这将为我国皮肤病理知识的普及与提高，进一步起到促进作用。

　　四、科研工作逐步上新台阶

　　新中国皮肤病理的科研工作，在五十年代开始起步，尤家骏、

姚际唐教授先后发表了麻风梅毒的皮肤病学，于光元教授报告了核黄素缺乏症的皮肤病理学研究。郭子英报告的慢性阑尾炎9、曹松年报告的皮肤成淋巴细胞瘤（即当今淋巴瘤的一部分）、朱德生报告的皮肤利什曼氏病、刘铭锐报告的多发性特发性出血肉瘤等均有详细的病理描述，杨国亮教授对马王堆女尸的病理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同道的重视。

　　1956年国内开始应用组织化学方法对皮肤病的研究。1956及1958年报告了皮肤恶性肿瘤及血管瘤的病理分类，1959年开始皮肤病细胞学诊断的探讨，应用动物皮肤照射攩32攪P以及紫外线观察实验病理变化。以后重点开展了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麻风病等病理学的研究。

　　80年代初，皮肤病理的科研工作开始走上新台阶。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新技术的引进与应用，另一方面，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不断出现较高水平的论文。首先是免疫荧光技术在各地相继应用，对多种皮肤病（特别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分型与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许多报告。同时透射电镜、扫描电镜、冷冻蚀刻及免疫电镜的应用，从而开始了皮肤超微病理学的研究，例如病毒、麻风、真菌病、银屑病、皮肤肿瘤、天疱疮、皮肤面神经炎 面瘫9、痛风、荨麻疹、结缔组织性疾病等，均有报道，对这些疾病的诊断与发病机理，提出了论证。

　　单克隆抗体的应用，使我国皮肤免疫病理的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1983年，国内开始陆续有应用单克隆抗体免疫组化方法于皮肤淋巴瘤的报告。以后，对多种皮肤病浸润细胞的免疫表型相继有大量报道。为有关疾病的诊断与发病机理提供了依据。各类抗体免疫组化对各种皮肤病与肿瘤的鉴别诊断及组织发生的探讨也不断深入。

　　有关银屑病、结缔组织病、真菌病与大疱病的研究，已另有专文介绍。在麻风病理的研究方面，中山医院等先后报告了各类型麻风皮疹、麻风反应及神经病变以及各类型麻风皮疹的超微结构变化，并观察到Ｓ100蛋白对残留神经组织的辨认有帮助。

    徐州医学院等在麻风早期病理诊断方面取得进展。医科院皮研所等在电镜下证实在组织样麻风瘤麻风细胞中，麻风杆菌有横断分裂现象；在国内外首先报告了麻风皮损中郎格罕细胞形态与数量的变化；国内外首次发现麻风病变的肥大细胞中有麻风杆菌存在；应用麻风杆菌酚糖脂单抗ABC方法检测麻风皮损，提供了麻风病理诊断新方法。上述研究对麻风病防治与发病机理探讨均有相当的意义。

　　在病理新发现方面，1982年陈明在鳞状毛囊角化症的病变中，发现常有毛壅现象。同年报告1例发生足跟的皮肤支气管源性囊肿。此外，尚有不少特殊病理表现的病例报告，在此恕不一一介绍。

　　在郎格罕细胞（LC）的研究中，陈洪铎等进行了系列研究，不仅观察了正常成人不同部位皮肤LC的分布，还发现小鼠的表皮LC也可来源于脾脏；并证实了LC与皮肤移植物的排斥反应有关：大鼠H-Y不相容性皮肤移植物的存活期与移植物内LC的密度有关，密度越高越易被排斥；将BN/Ss大鼠H-Y不相容性皮肤移植物内的LC更换为雌性Lewis/Ss大鼠的LC后，移植物的存活期可明显延长；LC的此种作用，具有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限制性，当H-Y不相容性皮肤移植物内缺乏MHC一致的LC时，能导致宿主对H-Y的耐受。这些对解决移植存在的问题有重大意义。很多作者报告了皮肤病中LC的变化以及外用氮芥、皮质类固醇制剂、紫外线照射或PUVA等对LC的影响。最近，王秉鹤等报告正常人的表皮LC具有IgE受体，并证实LC是通过FcεRI而结合IgE的。

　　在皮肤淋巴瘤病理方面，邱丙森等报告我国首例经免疫组化及电镜观察证实的真性组织细胞性淋巴瘤；探讨了各类型皮肤淋巴瘤的病理分类、免疫组化表型，研究了真假淋巴瘤病变，提出AgNOR、流式细胞术及DNA测定等对良恶性病变的判断，有相当价值，并对淋巴瘤的组织发生与发病机理提出重要论证。刘季和等报告了我国首例Sezary综合症与派杰样网状细胞增生病的细胞超微结构与免疫组化表现；研究了慢性阑尾炎9（MF）皮损及淋巴结中OKT6阳性细胞，提出其中部分为不成熟的淋巴细胞；用国内研制的单抗CD38观察MF浸润细胞表型，发现与MF的分期与预后有关；用电镜超薄切片与半薄切片图象分析，对MF的诊断有相当帮助。顾军与陈明等报告2例显示ＣＤ8阳性细胞表型MF；对MF浸润细胞增殖细胞核抗原进行了研究，提示该抗原在MF预后判断可能有意义。

　　在其他肿瘤方面，刘荣卿报告了国内首例Merkel细胞癌。并在国内外报告首例毛平滑肌错构瘤。其研究生对黑素细胞的良、恶性肿瘤作了系列研究，包括免疫组化、超微结构及DNA测定等，提出了许多论证；此外，并提取了桥斑蛋白，研制出单抗，对上皮性肿瘤诊断提供了新方法。北医大一院等用免疫组化方法对胃十二指肠溃疡1组织发生作了许多探讨。北京协和医院对女阴白斑、基底细胞瘤以及新疆医学院对Kaposi肉瘤作了详细观察。

　　良恶性肿瘤及某些皮肤病的凝集素研究，银屑病表皮、皮肤肿瘤的DNA测定及AgNOR的检测等对肿瘤的良恶性区别都有许多报告。对结核性脑膜炎5及色素痣进行了超微结构、DNA含量、白细胞分化抗原表达、癌基因表达、抗人增殖细胞抗体标记、AgNOR、中间丝、铁蛋白、α抗胰糜蛋白酶和S100蛋白等观察；建立了恶性心房扑动2裸鼠移植模型和痣细胞培养技术。对乳房及乳房外胃十二指肠溃疡1进行了超微结构、组织化学及免疫组化的研究，并观察了癌基因的表达。报导了OKM5单抗对皮脂腺癌的诊断价值。此外，还对皮肤型恶性组织细胞增生症、恶性软骨样汗管瘤、组织细胞增生症X、横纹肌肉瘤、皮肤纤维瘤、皮肤附属器肿瘤、Merkel细胞瘤、血管瘤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形态学观察。

　　90年代初，我国皮肤病理研究工作已进入分子病理水平，二军大长征医院首先采用了原位杂交测尖锐湿疣中HPV DNA，以后陆续出现了多篇报告。不久PCR的应用也迅速开展，为皮肤病性病的诊断与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同时癌基因蛋白也开始受到重视。广东医学院最早观察了胃十二指肠溃疡1的Cerb-B2的表达，对区别乳腺与乳腺外胃十二指肠溃疡1有意义。三军大首先探讨了C-Haras P21及C-mycP62在生殖器疣癌变中表达的意义使皮肤肿瘤病理的研究更加深入进展。

　　近来，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应用日益广泛，例如：应用PCR方法，检测13例尖锐湿疣皮损组织中HPV DNA，结果除表皮外，有3例真皮组织也发现有HPV DNA，其中HPV DNA6者2例，HPV DNA11者1例，提示真皮内存在HPV DNA，可能与病损的复发有关；另一报告尖锐湿疣PCR检测HPV DNA结果，6及11型复合感染最为常见。此外，各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例如，HMB-45在毛囊黑素细胞中的表达；皮肤胃十二指肠溃疡0增殖细胞核抗原／周期素的研究；皮肤恶性肿瘤板素的表达等作了细胞分化标志之一；应用免疫组化观察银屑病皮损组织中IL-2分布，对银屑病的发病机理作了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