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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育中的儿童正常行为的多样性

儿童的行为是多样的，有多少个儿童就有多少种行为方式，这是气质。以孩子出生那天起的气质特征为基础，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儿童发展出各自不同的个性，个性表现在能力、情绪、动机、语言等诸多的心理特征上，但归根结底是表现在行为上，正是这些色彩斑斓的个性行为构成了我们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发育行为儿科学声言孩子“拥有与众不同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different）。然而今天的社会、家庭、教育和医学界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儿童行为的多样性。尤其在我国，对儿童行为的要求愈来愈多地用某一个所谓“正常”的、统一的标尺或准则去衡量。聪明、好成绩、上大学几乎是每一个家长对孩子的“合理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的中国儿童在享受着有史以来最好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可能也背负着最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天赋的多样性行为、多彩的个性和丰富的创造力被压抑，相应地也导致了大量的行为异常的发生。这是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知识爆炸时期“精英教育”对儿童提出的合理要求？也许是，但人类的一切发展都不应该以牺牲儿童的健康、快乐和幸福为代价。我国目前实施和推广的是普及教育而并非精英教育（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不仅如此，当我们用统一模式规范儿童行为的同时，我们还可能还损害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未来发展动力，不能不引起国家、社会、教育界和家庭的重视。发育行为儿科学专业，坚持儿童行为多样性观点，也应该在维护和保持儿童行为多样性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儿童的行为发展。

1．儿童行为的生物和遗传影响：神经系统疾病和其他躯体疾病对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脑炎后遗症、脑瘫儿童的运动障碍以及继发性的认知障碍、HIE和核黄疸儿童的全面发育迟滞都充分地说明生物学因素对儿童行为的巨大影响。基因异常、染色体异常与行为的关系是密切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展加深了我们对人类疾病以及行为的基因影响的了解。目前已经发现了所谓人格基因、新奇探索基因和一些与智力发展相关的基因。21三体综合征、Turner综合征、Williams综合征、Angelman综合征等遗传疾病对儿童精神发育和行为的影响是如此强大，穷尽各种治疗手段目前也只能对这些儿童的预后产生极其有限的效果。然而无论未来分子生物学会如何详尽地揭示人类基因和基因功能的秘密，我们也不能重新回到生物或“遗传决定论”的观点。

2． 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离婚家庭的单亲儿童、受虐待儿童、营养不良儿童、缺铁性贫血儿童、铅中毒儿童等环境因素与儿童的异常行为有密切关系。教养、文化、伦理、家庭、生活方式、学校、教育、环境污染等因素均与儿童行为发展有密切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行为完全是由环境和后天因素决定的。

3．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任何疾病（包括行为和行为障碍）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环境因素与机体生物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按照统计学观点，95%的儿童是“正常”孩子，可以相信95%的父母和教师的教育方法也是“正常”或合理的。我们的社会似乎应该有95%的“正常行为”儿童。然而事实却是，大约15-20％的儿童存在问题行为或行为障碍。如果环境或教育不当，正常孩子也可能发展为问题行为儿童；用合乎常理的“正常”的教育方法可能不能培养好一个存在特别个性的儿童；但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正常”的教育和环境也可能与“正常”的儿童“不般配”，从而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研究行为问题与躯体疾病的区别之一就是要避免片面统计学观点。传统的观念是当环境是“正常”，例如良好的邻里关系、父母关心孩子，儿童的身体状态是正常的（体格健壮，从无大毛病），儿童的身体发育和精神发育就理所当然循着一条正常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发育行为儿科学的观点是，任何一个时期的儿童行为都是带着生物或遗传特性的儿童与其所在的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四十年来儿童气质研究的一个核心成果就是Thomas等人提出的环境与气质（主要与遗传有关）的“配合”（fit）与儿童行为的关系，Thomas等认为，环境和儿童个性或气质存在两种可能，“配合良好”（goodness of fit）和“配合不良”（poorness of fit），配合良好，一个拥有所谓“困难气质”的儿童会成为一个容易抚育的儿童，反之亦然。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实际中是不难见到的。

发育行为儿科学特别关注5%的特殊儿童，同时认为，这些带有先天的禀赋或缺陷的特别儿童并不能简单归类为异常儿童，或者换一句话说，他们并非都会发展成为异常儿童，ADHD、学习障碍、Asperger综合症等属于统计学5%范围内的儿童，给予恰当的教育，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正常人群中的一员。儿童注意缺陷与多动综合征可能是被诊断得最多的儿童发育行为障碍，可以相信，在人群中存在ADHD，大约占人群总数1-2%，这些人群多动和注意缺陷很可能是由于神经系统的缺陷造成的，然而他们并非都会发展成为对立违拗、品行障碍、违法乱纪，对这些儿童行为正确认识和宽容，辅以恰当的教育和指导，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和其他儿童一样的正常人群。大多数Asperger综合症儿童由于交流障碍和其他问题行为，面临着不能完成基本的学业的处境，早期发现、实施个体化的早期干预我们可以避免或减少这类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有学者认为，科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可能就是本症“患者”。

作为人类，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共同的特征，我们生活在共同的地球人类环境中，两者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共性，但是人类却也在包括体格、肤色、相貌、智力、个性、性格、气质等诸多方面与众不同，地球环境也存在人种、教育、社会经济、伦理、文化等多方面的明显差异。其相互作用造就了的不同的人类和人类行为。从发育行为儿科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就是要认识每一个儿童（包括一般儿童、有天赋或有缺陷的儿童）的共性和个性，同时尽可能为其天赋的实现、缺陷的克服和最佳发展创造“般配”的环境。

（三）发育中的儿童行为的易损性和可塑性。

尽管儿童正常行为是多样的，另外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儿童异常行为也客观存在的，在有害生物和环境因素影响下，儿童脆弱的中枢神经系统容易受到损伤，从而表现为发育和行为异常。从发育障碍角度来看，遗传因素可以导致Down’s syndrome、rett syndrome，围产期损伤导致HIE、脑瘫等，环境铅含量过高导致铅中毒；当然如上文所述，更多的问题来源于儿童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每个儿童都会在成长中的某一个阶段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异常，麦克法兰发现在21个月到14岁之间，每个儿童平均可以出现4-6个行为问题，有些我们称为问题行为，往往主要与环境因素（例如教育）有关，更严重的称为行为障碍，通常与生物遗传因素关系更为密切。问题行为与行为障碍的区别可能在于后者的行为异常较严重，已经严重影响了儿童的社会、生活和学习功能。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尽管容易受损，但是又是可塑的，研究表明，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在发生期具有高度可塑性。一方面未成熟脑的某些区域在出生后能够再生新的神经母细胞，另一方面神经连接可以出现有异于正常活动又称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婴幼儿时期是中枢神经系统代偿的最佳时期。神经系统的可塑性为我们开展发育行为障碍的早期干预、治疗和康复提供了充分的生物学依据。

（四）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的行为问题

在传统儿科学中，获得正确的诊断往往是成功治疗的基础。在发育行为儿科学中，获得正确的诊断依然重要，但是与传统儿科学不同的是，相当数量的发育行为障碍的诊断存在争议，例如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儿童学习困难、非言语性学习障碍、阿斯伯格综合症等；一些心理测量和诊断量表往往主观成分较高，例如智力测定、多动症量表等；有些障碍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会出现变化，例如ADHD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其多动问题可能逐步改善；一些发育行为障碍，在表现明显的问题行为的同时也表现出在某些方面的特殊能力，例如ADHD儿童反应敏捷；孤独症记忆力超常；阿斯伯格综合症儿童的固执既可能是问题也可能是儿童在某些领域具有独特能力的素质；因此，正如Carey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我们对儿童全面的理解和帮助，同时尽可能减少使用狭隘的诊断标签，尤其是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例如，我们根据需要对儿童进行智力测验，但是在解释智力测验时却要慎重使用“智力低下”的标签，而应该告知被测试儿童智力方面的缺陷和优势以及应该如何帮助儿童提高，尤其是在智力处于边缘状态情况下更应如此，否则我们给患儿贴上的诊断标签将起到伤害孩子和家庭的作用。当今一些学校让学习成绩差的学龄儿童去医院检查智力的做法就非常值得商榷；又例如，某儿童完全符合ADHD的诊断标准，我们也不宜简单告知诊断或开出药物，而应该将儿童的各方面情况全面评价提出综合干预措施；

发育行为儿科学既然将发育与行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要强调儿童的行为是在发育（发展）中的，在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像下，发展可能有多个方向，可能向好的方向，也可能朝着不好的方向。发育行为儿科医生就是要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工作能为孩子缔造出最适宜的环境，使儿童朝着障碍的减轻、克服和潜力的最大实现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作为评价自身工作的标准。